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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与探索: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来源:人民法院 时间:2017-05-02
 

透视与探索: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张进扬

【内容提要】

在我国,许多地方的司法机关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咨询、干预和矫治做出了一定的改革创新举措。从而推动了我国法律规范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立法层面还未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机制予以体系性完善。此外,部分地区的有益探索并不能代表该机制在少年司法实践中被技术性忽视的地位。本文从苏中地区两个基层法院的实证数据入手,分析了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现实困境和运行效能,并由此检讨这一机制多维度的价值纠葛和反思其在少年司法中的定位问题。最后,从程序启动、主体选择、流程设计等方面对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架构和在刑事活动各个环节的路径衔接方面提出一些思考。

 

我们不能强求用一种药物治愈所有的病,用一种方法矫治所有的罪犯。

——[美]帕尔默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因心理原因导致犯罪的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对其仅仅科以刑罚,而不解决心理问题,既有违“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少年司法理念,也无法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学方面的支持展开了广泛而有益的探索,进而推动了立法层面对相关机制做出了原则性规定。然而,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单位,要清楚而理性地思考问题,必须基于严格的概念。故在本文伊始,有必要对心理辅导机制的概念加以括定。本文用“辅导”一词之原因在于同现行法律规范的用语保持一致。(1)涵括心理咨询、心理干预和心理矫治等方式。心理咨询是一种心理治疗辅助行为。是运用心理学理论、知识和方法,通过语言文字或其他信息传递方式,给咨询对象以帮助、启发和教育的过程,是一种促进自我认识、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过程。(2)心理干预是在心理学原理和有关理论指导下有计划、按步骤地对一定对象的心理活动、个性特征或行为问题施加影响,使之发生指向预期目标变化的过程。(3)心理矫治是指应用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技术和手段对罪犯的心理和不良行为习惯进行调整、纠正和治疗的方法和活动。三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常常混用,代指其中某一项活动。其实,三者存在功能性差异,并形成阶段性的衔接。旨在运用心理学知识和技术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专业支持,促使其心理和行为发生积极变化,进而真正达到改过自新、健康成长之目的,利于其社会化归正。

14-18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心理存在易感性和易变性的特质,容易出现过激心理与行为,这一现象已得到阿格纽所的“一般紧张理论”佐证。(4)司法实践亦证明,涉罪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活动的各个阶段均不同程度的反映出悔罪、自卑、抗衡、抵御和依赖的心理,忽视其心理问题,盲目进行羁押、起诉或者监禁,可能带来诉讼上的风险。(5)基于以上认识,在少年司法中引入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不完全等同于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立足于恢复性司法的价值追求,以专业第三方心理介入的方式,为司法裁判做出有利于涉罪未成年人教育和矫治的处遇提供客观依据的工作机制,应当是应用心理学与少年刑事司法的有机结合。换句话说,孤立研究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需求或刑事司法处遇的倾向都应当予以调整。

一、现状审视:非规范化运行和无实质性运用

(一)立法检索之规制缺失

我国尚无独立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因此,虽然包括《刑事诉讼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内的多部法律以及一系列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都明确了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应当考虑其身心特点的要求,但在立法层面并无专门的、规范的心理辅导机制设计。而与之相类似的社会调查制度虽然也未上升到国家立法层面,有学者据此认为,立法的缺失导致地方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制度难于摆脱流于形式的“戴着脚镣跳舞”式的自娱自乐的命运,(6)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等六部门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对社会调查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至少使得司法实践有了明确参照和基本遵循。反观心理辅导机制,最新的规定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四百七十七条,“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也可以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评。”与此前“考虑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原则性表述相比,该条文已有了更细致的规定。但即便如此,对实践中该项机制如何启动,主体的选择,评估报告的价值属性、辅导流程的衔接等实践中凸显的问题作出具有指导性回应,对系统完善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仍显得过于单薄。

   (二)实证分析之微观成像

不同的样本视角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本文以Z市Y、H两个基层法院2011年以来审理的全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为分析对象,既有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也有如下考虑:一是地域的代表性。随着我国少年司法历经三十多年的变革和发展,在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和心理辅导机制探索起步较早的地区已产生了各具特色的成功样式。但这些前沿做法以及其衍伸出来的问题,不具备普遍性和典型性。Y、H法院地处南京、镇江、扬州城市群中心,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在江苏省处于中等水平。他们的问题可能更能代表华东地区基层法院现状,也可能是中西部地区面临的或以后可能面临的问题。二是治安的稳定性。Y、H法院所处地区社会治安稳定,犯罪率长期保持较低位置且波动不大,少年犯罪多为常见的暴力型和侵财性犯罪,无极端、恶性案件。三是工作的特色性。Y、H法院少年庭法官以30-45岁中青年女法官为主,硕士以上法律科班出身。Y法院有25名法官具备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质。

对2011年至2015年6月,Y、H两院121件涉少刑事案件统计后,结果如下:

表一:2011年以来对涉罪未成年人适用心理辅导情况

 

年份

Y法院

H法院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总数(件)

适用心理测评案件数量(件)

比例(%)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总数(件)

适用心理测评案件数量(件)

比例(%)

2011

33

28

84.8%

20

1

5%

2012

25

12

48%

25

1

4%

2013

5

4

80%

9

0

0

2014

20

7

35%

26

0

0

2015

10

7

70%

4

0

0

 

表二:2011年以来,YH法院未成年已决犯再犯情况

 

年份

Y、H法院合计数据

非监禁刑人数(人)

再犯数

再犯率

三年以下监禁刑人数(人)

再犯数

再犯率

2011

39

1

2.56%

14

3

21.43%

2012

33

6

18.18%

18

0

0

2013

14

1

7.14%

4

0

0

2014

24

2

8.33%

10

3

30%

2015

11

1

9.1%

2

0

0

 

 

表三:2011年以来,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情况汇总(YH法院合计数据)

年份

启动主体

介入时间

实施主体

 

进行多次辅

导的人数

法院

检察院

庭前

庭后

外聘

法官

2011

28

1

29

 

9

 

 

2012

12

1

12

1

6

 

1

2013

4

 

4

 

1

 

 

2014

7

 

7

 

1

1

 

2015

7

 

7

 

1

1

1

 

 1、困境:机制启动的主观性强。立法对此无强制性规定,并且《刑诉法解释》将是否启动的判断权规定为“法院根据情况”。多数情况下,法官会基于一般交流来判断有无辅导的必要,有时甚至是凭“感觉”去猜度未成年人的身心状况。此外,由于刑事案件审限较短,往往报告未出,判决已下,心理辅导结论对司法的判断几乎不能产生影响。近五年,Y法院启动心理辅导机制比例较高,但有的年份高达八成以上,有的低至四成以下。H法院近三年未再启动过。如此随机的启动比例,很难看出有什么目的性和科学性。

    2、窘境:与审前调查的重合度高。心理辅导机制的积极意义,已得到广泛的认同。辅导过程中了解到的未成年人成长经历、性格特征等背景资料,有利于全面探究其犯罪心理以及造成罪错的个体和社会原因,对司法裁判采取有针对性的处遇有着较大的参考价值。这部分功能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功能设计高度重合,这便是H法院自2013年后未启动心理辅导机制的直接原因。至于对未成年人心理状况的关注价值,很难期待司法机关在工具理性和客观条件制约的双重裹挟下能足够重视。

3、逆境:心理辅导的有效性差。为避免未成年人在服刑期间“交叉感染”,少年司法轻缓化趋势达成共识。理想状态下,涉罪未成年人经过心理调适、干预和矫正,对其判处非监禁刑,可以避免刑罚带来的二次伤害和交叉感染,有利于社会化归正和改造。再犯罪比例应当低于被判处短期监禁刑的未成年犯。而表二Y、H法院近五年的数据表明,情况恰恰相反。(7)被判处短期监禁刑的少年犯再犯率有三年为0,而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少年犯再犯率最高接近20%,平均为9%,似乎更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痛”。

(三)运行方式之效能评定

1、辅导形式。正如少年司法理论和立法都没有严格区分咨询、疏导、测评、干预、矫治、辅导和援助等一系列概念一样,实践中的心理辅导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也并非从心理学专业角度考量。往往是邀请心理咨询师通过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测评和一般咨询来获得背景信息,帮助法官对被告人判处非监禁刑的自由心证增加确定性。干预和矫治程序更多的是司法关怀的象征意义。一般经过一次程序后,心理辅导即宣告结束。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想要达到一定效果,一个最简明的短期心理治疗,一般需要8-10次,每次30—45分钟。(8)这在审理阶段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2、测量工具。Y、H法院运用的心理量表是症状自评清单(SCL-90)、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应对方式问卷(CSQ)等。有些法院还运用到明尼苏达量表或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这些量表均来源于国外,根据文献分析,心理咨询需求受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社会心理势必收到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影响。(9)暂不讨论量表内容是否符合中国青少年的阅读和思维习惯,单单动辄上百条的题量就给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的涉罪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压力。在趋利避害的本能心理驱使下,未成年人往往主观选择应然信息替代实然信息,试图掩盖真实本意,提升优质印象,这些都无疑会影响到测评的准确性。

3、评估报告。心理辅导主体多数是司法机关聘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的社工进行,专职心理咨询师极少。Y法院有25名法官取得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故该院正倡导法官参与心理辅导,意图培养一批既解法结又解心结的专业化队伍。然而,相关法官却坦诚,在当前办案压力极大的司法环境下,依靠突击培训取得的资质,很难达到专业水准。其他兼职心理咨询师的实践经验略有丰富,但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进入涉罪少年的内心世界,恐怕需要掌握极其高超的沟通艺术。加上心理咨询师自身的职业倦怠因素,导致无法满足心理辅导的系统性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值得关注。更为重要的是,评估报告的核心价值在于为涉罪未成年人得到适当的司法处遇提供技术支持,而现行法律规范并未赋予评估报告的证据属性。在法庭参考价值上,社会调查报告似乎更具备法律正当性。专业性和参与性的双重不足,导致心理评估报告不被司法实践所迫切需要,仅剩下档案价值。

4、衔接机制。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不是法院的承包地。实践中,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都在积极参与。从外部看,各个机关的主导模式基本雷同,在刑事诉讼活动环节流转过程中,重复性、同质性的辅导内容容易削弱未成年人的内心认同。各机关之间尚未通过协作机制达成心理辅导环节的有效衔接。从内部看,当前的心理辅导机制更多关注个体心理问题的疏导和矫治,而忽视对其犯罪背景和生活、学习、就业环境的干预,从而也给矫治效果打了折扣,甚至难收成效。(10)

二、多维检讨:由价值纠葛的反思向功能定位的追问

“人类的视野有限,如果我们总盯着手中的琐碎事情,在某些时候,会看不见隐藏其间的普通因素,从而忽略了更大的真理,尽管它是整个画面的底色。”(11)司法实践对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程序价值认同和实质价值虚无的纠葛是哪些因素或底色导致的呢?

(一)刑事政策维度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犯罪行为人科处的刑罚不仅应该与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程度相适应,而且应该与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相适应。(12)少年刑事审判的刑罚轻缓化有其正当性理由,少年的罪错其根源在于成人社会的责任,基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对其应予以有别于成人罪犯的刑罚宽宥正被少年刑事审判所接受和认同。其在社会化归正过程中即便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适,也是成人社会应当承担和难以逃避的职责所在。但似乎成人社会并未做好矫正罪错少年的充分准备,导致与过于宽宥的刑罚执行方式出现价值失衡。如果刑罚轻缓化的不当适用导致少年犯重新犯罪率上升,可能会导致少年司法理念出现摇摆,进而冲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和落实。

少年司法刑罚轻缓化的理念要坚持,为避免价值失衡,就要反思包括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是否完备并发挥真正的效用。通过中立、开放的心理辅导,引导未成年人认识自身的力量和价值,帮助其改变不良认知,融入社会主流文化,是体现“教育、感化、挽救”刑事政策的有效手段。只有增加天平一侧的砝码,让前沿的司法理念不至于因落后的社会矫正配套机制而显得突兀,才能有力保证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严肃性。

(二)心理学维度

处在青春期的青少年,面临自我同一性危机,身心发展的矛盾,诸如旺盛的精力与自我控制能力差,好奇好动与认知水平低下,性生理的冲动与性心理滞后等的矛盾,这些都让少年情绪激荡,内心不安,容易出现过激心理行为。(13)奇姆林(F.E.Zimring)教授称之为人生发展的“见习许可期”。并认为在这一特殊时期内,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未成年人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社会实践才能积累到长大成人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虽然具有可归责性,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宽恕的。(14)然而,被害人一方的心理多数还停留在重刑主义、同态复仇的层面,唯恐法院轻纵了犯罪,动辄对国家法律和社会治安失去信心,乃至对法官的职业廉洁性产生怀疑。

未成年被告人存在的自身抗拒审判、与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与社会之间的三重心灵壁垒(15),以及被其破坏的社会关系需要运用心理辅导机制达到平和心态,抚平创伤之目的,这也是恢复性司法应有之义。在中立第三方的引导下进行良性心理互动,诉讼各方的心理平衡才能得以实现,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犯罪预防。

(三)法经济学维度

心理辅导机制在少年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生存样态取决于司法者的裁判思维。法官通过量刑的宽宥落实“惩罚为辅”的原则,而“教育为主”往往在多样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上办法不多。少年审判的工作量,从来不该体现在案件的多少上。少年司法的环节众多,审判职能的前后延伸工作要明显多余其他案件。实践中,迫于案多人少的矛盾,也存在考核思维的惯性,多数法院的少年庭法官同时兼办其他业务庭案件,以综合性少年庭的旗号,盲目扩大少年庭收案范围,看似降低司法成本的背后是少年司法的核心职能被边缘化。直接导致涉罪未成年人很难得到精确化的处遇措施。从前文的统计来看,少年犯的再犯率不容乐观。成为累犯的少年犯,被延长的监禁刑期,实质上是增加了国家司法成本,亦提高了对其实施改造的社会成本。因此,理智的做法是规范运用心理辅导机制,真实反映涉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帮助法官在其首次犯罪时就给与合适的处遇。即便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也应当与最终量刑高度关联。

(四)法社会学维度

刑罚个别化原则是社会调查制度和心理辅导机制的共同法理基础。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以广泛的视角审视区别不同的犯罪人格,已为少年司法实践广泛采用。心理辅导机制因为价值重叠、立法缺失和成本高昂等因素,被选择性忽视。社会环境是影响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当社会环境给个体贴上越轨标签或歧视标签时,会改变个体的自我认知和社会机会。未成年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主要是家庭、学校和社区。一份合乎规范的社会调查报告几乎遍及其整个社会环境,调查人员在调查走访时,无可避免的将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行为告知走访对象,造成“人尽皆知”的局面。这不仅不利于少年犯的心理重建和再社会化的效果,而且使其可能适用的“前科封存”制度形同虚设,弱化了教育、感化、挽救的作用。

社会调查因其主体的选择不可避免带有行政化色彩,且其对涉罪未成年人社会环境和处遇建议的评价和判断来源于社会评价的直接转化,而这样的社会评价往往是基于刻板印象做出的。与社会调查制度相比,心理辅导机制具有专业性、私密性和中立性的特征。一份专业的心理评估报告的科学性和可采性应当比由社会义工和司法行政机关人员做出的主观建议更具量刑参考价值,更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得到合适的司法处遇。

三、破解之道: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架构与路径衔接

恢复性司法程序不仅是对罪错少年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还应当关注少年本身。通过修正不良思想以及外在行为的再社会化,从根本上化解其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16)这一司法理念既具备正当性也应当具备强制性。现行法律规定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测评应当经其本人和法定代理人同意。这一意在尊重人权的规定既让恢复性司法程序的强制性无处安放,也并无多少实质意义。因为在严厉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司法机关和刑事被告人不平等的诉讼地位导致被告人方几乎不会做出拒绝测评的表示。何况,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评是司法机关对其做出最终司法处遇的客观需求,罪错少年及其法定代理人可以根据测评结果自主选择是否接受以及如何开展后续干预或矫治措施。

(一)明确涉少刑事案件心理辅导机制的法律地位

在立法层面强化涉少刑事案件中心理辅导机制的程序价值和协作理念。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与心理辅导人员密切合作,全面实施心理测评,及时了解涉罪未成年人心理状态,保障其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对有心理问题的,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确保心理辅导方案的延续性,使涉罪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矫治。”

(二)细化心理辅导机制运行程序

1、程序启动。在侦查、起诉阶段应当对涉罪未成年人全面开展心理测试。通过优化设计与中国青少年思维习惯、认知能力相适应的专业问卷,对其心理成熟度、犯罪动因和再犯罪可能性进行评估并形成专业报告,为司法机关办案提供参考,并作为制定个性化矫治帮教方案的重要依据。

2、主体选择。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辅导,应当由具备专业资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心理辅导人员不仅要有健康的人格素质,还要熟悉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17)司法机关工作人员不宜作为一方主体主导心理辅导程序。有专业资质的,可以协助各方进行一定的恢复性司法工作。

3、流程设计。起诉前,结合社会调查制度,心理辅导机构全面了解涉罪未成年人成长经历、个性特征、家庭结构、社会环境、管教方式等情况,开展心理测评工作;开庭前,法官根据心理测评报告熟悉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特点和潜在困扰,掌握其认罪悔罪态度和心理特征,制定个性化法庭教育方案,引导其对自身行为危害和可能的惩罚结果有足够认识和预期,防止产生剧烈心理波动;宣判后,法官继续关注未成年被告人心理动态,及时反馈给羁押机关或社区矫正机关;帮教时,职能部门应会同心理辅导机构指定个性化帮教方案,并定期更新评估报告,为少年犯再社会化提供持续性技术支持。

 

以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为视角讨论少年司法理念和刑事政策,难免有过分夸大之嫌。事实上,在少年司法活动中,没有分案起诉、社会调查、前科消灭、刑事和解等一系列制度的协调配合,心理辅导机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并且,涉少刑事案件的心理辅导从来都是以双向保护为旨归,除了涉罪未成年人,因其犯罪行为而遭受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侧面。这些问题都需要再做论证和推动。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指望某一种制度或某一项技术发挥效用就能解决极其繁杂的社会问题,这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只能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进,在不断完善中推进少年司法的进步。

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心理辅导机制只是一项技术手段,既不像前科消灭制度那样高端大气上档次,也不如刑事和解制度那样低调奢华有内涵。并且没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持,哪怕设计的再好,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青少年犯罪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刑法学问题,还是心理学问题,更是社会学问题。司法功能的延伸终究是有限度的,未成年罪犯在接受了法律的惩处后,更为重要的教育和挽救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落实。本文仅作法律实践方面的探索,更多的层面的系统完善还有待于后来者。



(1) 2012年3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17条规定,对社区矫正人员要“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个别教育和心理辅导”。

(2) 唐松林:《论心理咨询与德育的关系》,载《高等教育研究》1999年第三期,第50页。

(3) 何伋、路英智、李浒:《神经精神病学词典》,南海出版公司2008版,第626页。

(4) 该理论认为:一些人犯罪,是由其在社会中所承受的消极情感(如愤怒、挫折、敌视情绪等)宣泄的结果。有的未成年人通过实施犯罪行为而获得价值目标,从而从消极状态中解脱;有的未成年人则可能通过吸食毒品的方式逃避消极情绪。一些农村的未成年人,他们在欲望和挫折的压力下,期待使用一些合法手段实现他们的想法和愿望市场受挫,在这种合法尝试和努力失败下,他们更可能会尝试用各种非法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

(5) 雷小政:《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与矫治机制改革》,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1期第85页。

(6) 盛长富、郝银钟:《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调查制度》,载《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2期。

(7)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实践中法官往往对可能被判处监禁刑的未成年人更愿意启动心理辅导机制,但表二中的非监禁刑少年犯并非都经过心理辅导。并且,被判处短期监禁刑的少年犯刑罚执行完毕后,是否在Y、H法院辖区外重新犯罪,我们也不得而知。此处的比较只是基于现有数据的一个判断,并且这样的判断符合少年法官的经验感受,即,心理辅导机制的作用极其有限。

(8)雷小政:《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与矫治机制改革》,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1期第91页。

(9)张琴:《重庆市中学生心理咨询需求的现状与对策研究》,载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637-20081367 46.htm,于2015年6月8日访问。

(10) 赵卿:《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和矫治制度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年第1期,第30页。

(11) 【美】本杰明·N·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12) 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4页。

(13) 罗大华、何为民:《犯罪心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页。

(14) 参见高维俭:《少年司法之社会人格调查报告制度论要》,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

(15) 参见胡凤霞:《突破心灵的壁垒——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心理求衡之路桥架构》,载《山东审判》2012年第3期,49页。

(16) 胡杰、张小蓓:《论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构建》,载《青年学报》2014年第2期,第67页。

(17)雷小政:《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与矫治机制改革》,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1期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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