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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重塑:庭审实质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来源:人民法院 时间:2017-05-02
 

解构与重塑:庭审实质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以确立审判为中心的庭审模式改革为视角

王磊

【论文提要】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审判庭审方式存在严重的形式化倾向,严重依赖侦查机关的办案卷宗笔录,实物证据和言辞证据都不在法庭直接出示,而是全部转化为卷宗笔录的形式,导致控、辩、审方无法对证据展开充分的调查、质证,非法证据难以排除,庭审变成了对侦查机关卷宗笔录的审查确认。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目前刑事审判形式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其次,对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内在机理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我国如何实现刑事审判的实质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思路。(全文约7000字)

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次改革旨在纠正既往刑事审判中严重存在的庭审形式化倾向,突出庭审的中心地位,实现庭审的实质化,有效发挥审判对侦查、起诉的制约和引导作用,确保刑事司法公正。

一、问题聚焦:刑事审判运行现状考察

(一)严重依赖侦查机关的办案卷宗

“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体制和实践中,侦查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笔录、卷宗在刑事诉讼中实质上处于中心的地位,即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及认定有罪的案件对起诉、审判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1)“侦查机关认为有罪的被告人及其所收集的有罪的书面证据材料即笔录材料或卷宗材料,通过检察机关的‘二传’基本上都被审判机关采纳认可,以致被告人通常都会被定罪量刑。其实质是侦查控制了起诉和审判。”2) 在这种体制下,法官普遍通过阅读侦查机关的案卷笔录开展庭前准备活动,庭审主要通过检察机关宣读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证人等进行调查的案卷笔录进行,法院在判决书中亦普遍援引侦查人员所制作的案件笔录作为判决的基础。3)由此导致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过程,实际就是对公诉方案卷笔录的审查和确认过程。刑事审判过程只是对侦查机关搜集的证据材料进行简单的检验,没能发挥其应有的权力制约功能。虽然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作了较大幅度修改和完善,但实证研究表明,证据制度运行效果较差,直接影响了庭审功能的发挥。证人应当出庭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但目前各级法院仍然沿袭采用书面证言的做法,证人出庭作证率很低,结果成了证人不出庭是原则,出庭是例外,依赖于侦查机关的案卷笔录进行书面审理仍然是法庭审理的主要形式和重要形式。

(二)非法证据排除难

传统的刑事庭审程序对证据的调查并未区分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层面的问题,庭审时的证据调查主要围绕证据证明力问题进行。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虽然一些证据是办案机关通过非法方法收集,但庭审中并未予以排除,而是结合其他证据审查此类证据的关联性和客观性,进而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4)“法院除了推定案卷笔录具有‘不容置疑’的证据能力外,还会对其证明力予以优先接受。”5)受打击犯罪刑事政策及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的办案原则的影响,庭审时往往不太重视被告人对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辩解和辩护意见,非法证据排除程序难以启动。即使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由于受破案压力、中国文化历来追求实体公正、单纯以程序公正否认关键证据不为包括受害人在内的一般民众接受等因素的影响,法官往往会要求侦查机关对有关问题进行内部调查,侦查机关一般会出具没有非法取证行为的书面材料,法庭往往以被告人没有证据为由仍然以非法证据作为判决依据,导致非法证据很难得到有效排除。

(三)庭审走过场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全面恢复了全卷移送主义,虽然不排除庭前案卷移送有利于明确争议焦点,提高诉讼效率,但由于事先就能接触侦查机关的案卷,容易导致法官先入为主,未审先判,致使庭审流于形式。庭审本应是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方式,但实践中庭审时公诉方只是对控方卷宗进行摘要式、概括式的宣读,被告人对此发表意见便认为是经过了质证程序。“法官并没有将庭审当做形成裁判的唯一场所,更不是通过庭审来形成对案件事实的内心确信”。6)因为在案卷移送主义模式下,法官在庭前就能接触到案卷材料,形成内心确信的方式不是通过庭审,而是通过庭前或庭后阅读公诉方的案件案卷获得。“侦查中的搜集和审查证据实际上具有‘预审’和‘代审’的功能。”7) 由此导致法官并不真正重视通过庭审来发现犯罪事实,法官对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罪重或罪轻的内心确信往往是通过庭前或庭后对侦查机关的办案卷宗阅读后形成,并非真正形成于庭审。庭审只是获得内心确证的辅助方式,真正具有决定意义是庭下阅卷。法官以庭前或庭后阅读控方案卷笔录作为判决的重心,庭审时公诉方只是对控方卷宗有选择地进行宣读,冲击了庭审实质化的实现,其结果必然导致庭审走过场,庭审功能虚化。“法庭审理程序对于法院裁判结论的产生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带有象征意味的法律仪式。”8)

(四) 控辩力量失衡

在刑事审判中,被告人面对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总是处于劣势、弱势的地位,控强辩弱问题突出。审前阶段,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缺乏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法律规定被虚置,不能及时取得律师的帮助,侦查机关违法取证的行为未能得到及时纠正。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只能阅读由控方决定了范围的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导致律师庭审时无法通过有力的辩护来影响法官的判断,只能对控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相当一部分被告人没有律师辩护,控方证人又很少出庭作证,在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中,辩方的质证权名存实亡,辩护律师很难进行有效的辩护,只能指出辩护方卷宗的所出现的一些矛盾而已。律师在庭审中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不能提出有效的辩护意见,甚至处于陪衬的角色,庭审仍然是公诉方的独角戏,没有体现出庭审应有的对抗性,辩护律师对裁判结论的影响微乎其微。

二、原因透视:庭审形式化的内在机理

(一)刑事诉讼价值理念的背离

“刑事诉讼活动不仅仅是以维护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为目的的活动,刑事诉讼的总体目标应当是使国家、社会整体利益与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利益得到大体上的平衡,并为此而确保诉讼过程的公正性、人道性和合理性。面对强大的国家,弱小的个人永远处于消极、被动的防御者的地位,处于弱者地位的犯罪嫌疑人必须获得一系列特殊的权利保障。否则,刑事诉讼就会变成弱肉强食的追究活动,成为强者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镇压、打击弱小的少数人的强权行使活动,而不具有公正性可言。”9)“建立在威权主义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嫌疑人、被告人大都属于‘事实上的犯罪人’,面对国家的刑事追诉,负有配合和服从的义务,国家机关要以发现‘事实真相’、不枉不纵和有罪必罚作为刑事司法活动的目标。”10)在此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重追诉犯罪、轻保障人权,重实体公正、轻程序公正。在这种以治罪为目标的模式下,公检法三机关共同以打击犯罪为己任,都有着强烈的追诉犯罪的欲望,结成打击犯罪的命运共同体,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形成了以侦查机关为主导的公检法三机关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模式。侦查阶段由侦查机关对犯罪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审判阶段仅仅进行形式化审查,“有关证据之合法性、可采信的问题,并没有成为法庭审理的对象”,“法院天然地将公诉方移交的案卷笔录视为具有可采信的证据,”11)失去了独立自主审查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能力,导致了庭审的形式化和空洞化。

(二)直接言辞原则的弃置

直接言辞原则要求,证据应当直接在法庭出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接受质询,控、辩、审三方对证据、事实和法律充分发表意见。司法权在本质上属于判断权和裁决权,只有在法庭上通过各方参与,攻防对抗,法院兼听各方意见,居中裁判,才能最终认定案件事实,作出裁判,解决纠纷。从证据角度看,证据的审查和认定是诉讼的中心的环节,举证、质证、认证都必须在法庭上进行。法庭审理的中心任务应当是听取当事人对案情的充分陈述并提供证据,听取证人提供的证言、直接出示各种证据,实行举证、质证和认证,全面核实案件事实、揭示案件真相,听取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就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向法庭阐明的观点和理由。而卷宗笔录“不可避免地被过滤甚至加工,对笔录这类‘死的信息’无法进行质证。”12)现行刑事审判中,侦查卷宗往往具有天然的证据资格和证明力,庭审中,普遍以证人笔录代替证人出庭,以照片代替实物,导致刑事审判依赖于侦查机关的办案阅卷,依据庭下阅卷形成的预判和偏见进行庭审,大大削弱了庭审的事实发现功能。法院通过实质化的庭审来形成裁判结论的机制和文化始终没有形成,这不仅违反了司法终裁原则,而且违反了司法的亲历性原则,实质是侦查权取代审判权,成为事实上的法官。

(三)侦查活动的合法性缺乏司法审查机制

“总体上看,现行刑事诉讼法属于一种没有建立程序性法律责任机制的程序法。刑事诉讼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确立明确的程序性制裁后果。”13)在既往的刑事审判中,当被告人陈述其受到刑讯逼供时,法官无法通过庭审启动独立的调查程序,由侦查机关证明取证的合法性,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未能建立起对侦查活动合法性进行审查的独立程序,导致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难以得到有效的排除。在庭审中,警察普遍不出庭,而是以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或其他书面材料来掩盖取证的合法性。法庭通常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要求被告人证明侦查机关取证的非法性,而如此分配举证责任是不公平不科学的,最终法庭往往以被告人未能提供证据为由,否决了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存在。“这种动辄以案卷笔录或书面材料为依据来确定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做法,显示出法院并没有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作出任何独立自主的裁判,甚至也没有对这一程序争议问题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审查。”14)

(四)律师维护人权的价值未受重视

在治罪模式下,律师对保障被告人权利的作用往往会受到漠视,律师的辩护功能遭致贬低和否定。侦查机关通常视律师为侦查活动的绊脚石,而不为被告人取得律师的援助提供便利。而律师会见被告人或者要求查阅办案卷宗往往也会受到种种限制。庭审实质化集中体现为直接言词原则,在此情形下,处于弱势、劣势诉讼地位的被告人如果不能取得律师的帮助是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的。现代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都非常重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被告人受到侦查机关追诉之始就有得到律师援助的权利。当被告人没有能力委托律师辩护的时候,都要由政府为其无偿提供法律援助律师。

三、解决路径:庭审实质化之实现

(一)树立保障人权的现代刑事诉讼理念

“法治作为治国方略的确立,对中国社会来说无疑是巨大进步,但如果法治处于一种‘疲软’状态,法治中的一切技术措施都将形同虚设。”15)树立保障人权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克服治罪观念是正确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必由之路。刑事诉讼法是被告人人权的大宪章,当前,迫切需要公检法三机关牢固树立保障人权、程序公正优先、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程序法治、特殊保护等司法理念。公、检、法三机关应各司其职,不能越权、错位,杜绝任何形式的联合办案,相互制约才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制度的精华,充分发挥审判权对侦查权的引导和制约功能,确保职权行使法治化,摈弃治罪观念。

(二)全面贯彻直接言辞原则

直接言辞原则是为了克服书面审理弊端而确立,其包含三项庭审禁忌:其一,卷宗内容原则上不得作为裁判依据;其二,证人应接受质询;其三,审判程序外获得的材料不得作为判决的基础。16)“法庭对案件的裁判只能以控辩双方当庭提交并经过质证的证据为唯一的依据。对于侦查机关所制作的案卷笔录材料,检察机关只能将其作为作为提起公诉的根据和寻找证据材料的线索,而不能成为法院审判的基础。”17)卷宗笔录对于法官的心证的形成只应起辅助作用,而不是决定作用。直接言辞原则要求法官应当接触证据的原始形式,而不应通过查阅案卷笔录来了解被告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法官应当庭听取证人、被告人的口头陈述,并允许各方以言辞辩论的方式调查各项证据,而不是简单地研读书面笔录材料。直接言词原则确保了裁判活动的亲历性,只有亲自参与庭审活动的法官才能对案件作出裁判。确保刑事追诉活动在法庭上公开进行控诉和辩护,公开进行举证、质证和认证,公开进行交叉询问和核实证据,避免庭下暗箱操作。庭审实质化的关键是让侦查机关搜集的各类书证、物证、人证等证据都要在庭审中直接展示,物证以出示原物为原则,人证以出庭为原则,通过诉讼各方的举证、质证,充分发表意见,最后判断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实现庭审实质化必然要求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坚持证据裁判原则,防止庭审走过场。证据未在法庭上展示并接受各方质询辩论,都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否则,便是程序违法。这样,不仅能确保证据活动在法庭上公开,而且能保证法官的心证公开。落实直接言辞原则,应切实推进证人出庭,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对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书面证言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真正做到证人出庭是原则,不出庭是例外。“直接言辞原则在证据与法官之间将‘官方介入者’移除,从而使法官成为真正的决定者,使透明度最高、辩方参与程度最大的审判阶段成为刑事诉讼的核心场域。”18)

(三)强化程序性裁判机制

随着人权保障和程序公正等司法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以非法证据排除为重心的程序性问题在审判中的重要程度与日俱增。如果法院忽视对侦查机关取得的证据进行实质性审查,会使刑事诉讼因侦查权过于强大而变成单纯的治罪过程,而使刑事司法程序的防错与人权保障功能受到压抑,使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受到质疑。19)证据资格、证人出庭等程序问题,既是程序问题也是实体问题,直接影响到定罪量刑,如证据资格被否认,相关证据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相当于宣布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无效。

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当通过庭审的方式来进行,而不应当通过庭外调查进行,只有庭审才能确保非法证据排除的公开性和公正性。非法证据的调查既可以由被告人庭审时申请法庭调查,也可以在法庭发现非法证据时依职权通过庭审进行调查。控辩双方围绕侦查程序的合法性及有关证据是否受到违法行为的污染等问题进行交互辩论,各方可向法庭提出各自的证据和证人,并可以对对方的证据展开质证活动。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裁判程序,有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具有相对独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被告人其实处于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原告地位,被指控实施了非法侦查行为的侦查机关处于程序性被告的地位,法庭裁判的对象则是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以及非法证据是否排除这一程序问题。20)因而是一种“诉中诉”、“案中案”。只有在庭审过程中妥善解决案件的程序性争议,才能使庭审真正成为定纷止争的场所,消除庭审形式化的忧虑。

随着2013年《刑事诉讼法》中新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行,程序性裁判在庭审中占据独立且重要的地位。对当事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应当进行调查,检察院作为公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承担证明责任,有关侦查人员或其他人员应当当庭说明情况和理由。法庭审理后,对确认为非法取证的或者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的,应当排除有关证据。

(四)增强律师的辩护功能

司法权因公开性、参与性而具有公正的形式,司法权的参与性赋予被告充分的辩护权,确立被告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避免沦为诉讼的客体。21)扩大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参与范围,使得辩护方足以对抗追诉方,并能够对裁判者形成有效制约。控辩双方平等武装是实现庭审实质化的基本条件,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就应当保障辩护律师的法定权利。未向辩护方披露的卷宗材料不具有正当性,容易发生证据突袭,应确保辩护律师提前全面知悉卷宗内容,尽早发现案件疑点,进而提出有力的辩护意见,在审判中对法官可能产生的预断进行纠正。22)通过增强辩方的实力,减弱与控方力量的悬殊程度。维护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对质权等诉讼权利,需要确保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庭审实质化在律师的参与下更容易实现。庭审实质化要求举证、质证、认证和定罪量刑辩论都在法庭上完成,为了查清案件事实和认定证据,必须切实尊重被告人主体地位,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和辩护权等防御性诉讼权利,充分听取被告人意见。因此,必须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充分听取辩护意见,尊重和重视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疑难复杂案件,应当要求当事人委托律师代理或者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提供律师代理,对特定案件要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确保被告人及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认真对待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和提交的证据材料,充分重视辩护人在推进庭审实质化中的作用。

庭审是最能彰显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公正的阶段,也是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缩影。庭审实质化是对既往庭审形式化积弊的革除,其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庭审的过程价值,避免庭审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被其他隐形程序或机制所消解,高质量地完成审理阶段的诉讼活动,保证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依法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对侦查权的制衡,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庭审实质化的各项落实措施主要是正确执行法律而非修改法律,现行刑事诉讼法设定的各项规范、传递的立法意图完全足以作为推进庭审实质化改革的依据。”23)庭审实质化的根本原则在于以庭审为中心,全面落实直接言辞原则,通过庭审完成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宣判等各个阶段的诉讼任务。当然,庭审实质化主要适用于以事实审理为中心的一审程序中,而且应当坚持繁简分流的原则,主要适用于重大、复杂、疑难及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在轻微、简单、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中,没有必要实行庭审实质化,而是采用简化或简易的审理方式。


1) 顾永忠:《试论庭审中心主义》,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8页。

2) 顾永忠:《试论庭审中心主义》,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9页。

3) 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64页。

4) 刘静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庭审实质化》,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12页。

5) 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73页。

6) 陈瑞华:《案卷移送制度的演变与反思》,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9期(总第30卷第5期),第23页。

7) 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第152页。

8) 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77页。

9)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33页。

10)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17页。

11) 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71页。

12) 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第145页。

13)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35页。

14) 陈瑞华:《案卷笔录中心主义—对中国刑事审判方式的重新考察》,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72页。

15) 蒋惠岭:《重提‘庭审中心主义’》,载2014年4月18日《人民法院报》,第5版。

16) 门金玲:《控方卷宗笔录运行之审思—兼及比较法视野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总第28卷第3期),第72页。

17)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第24页。

18) 初殿清:《直接言辞原则的双重价值维度及其在我国的适用》,载《法学杂志》2014年第10期,第124页。

19) 龙宗智:《论建立以一审庭审为中心的事实认定机制》,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2期,第148页。

20) 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4月版,第117页。

21) 谢佑平、江涌:《从治罪到维权:我国刑事诉讼构造之重构》,载《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第125页。

22)门金玲:《控方卷宗笔录运行之审思—兼及比较法视野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总第28卷第3期),第77页。

23) 程雷:《审判公开背景下刑事庭审实质化的进路》,载《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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